（原标题：哥廷根的四度因缘(上)）
2023年热映的电影《奥本海默》中，曾获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玻尔（NielsHenrikDavidBohr，1885—1962）对三年便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那时正在剑桥大学读现什物理筹划生的奥本海默（J.RobertOppenheimer，1904—1967）说：“你不可爱剑桥，去哥廷根吧！”一句话谈出了哥廷根当年活着界学术圈中的昌盛地位。
迄今为止，已有逾越四十位的诺贝尔奖获奖东谈主曾在哥廷根学习、责任或生存过。不外，哥廷根的灿烂群星不光有约翰·高斯（JohannCarlFriedrichGauß，1777—1855）、克念念·普朗克（MaxPlanck，1858—1947）、沃纳·海森堡（WernerKarlHeisenberg，1901—1976）这些科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东谈主物，还有叔本 华 （ArthurSchopenhauer，1788—1860）、海涅（HeinrichHeine，1797—1856）、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以及如今仍健在的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1929—）这些东谈主文社科领域的翘楚，以及“铁血首相”俾斯麦（OttoEduardLeopoldvonBismar－ck，1815—1898）等政事精英。1837年发生的驰名的“哥廷根七正人”（Göt－tingerSieben）事件中，除了物理学家威廉·韦伯（Wilhelm EduardWeber，1804—1891），其余包括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达尔曼（FriedrichDahlmann，1785—1860）、格奥尔格·格维努斯（GeorgGervinus，1805—1971），体裁家“格林昆玉”（BrothersGrimm，雅各布·格林 JacobGrimm,1785—1863和威廉·格林 WilhelmGrimm,1786—1859）、东方学家海因里希·艾沃尔德（HeinrichEwald，1803—1875）和法学教学威廉·奥尔博雷希特（WilhelmAl－brecht，1800—1876），齐是东谈主文社科领域的一流东谈主物。
诚然二战后哥廷根的学术地位呈下跌的趋势，然而，这座领有陈旧历史和光辉传统的欧洲典型的大学城，依然逍遥陶醉东谈主的学术魔力。来访哥廷根的东谈主们只须看到哥廷根火车站站牌上那句“创造常识的城市”（Stadt，dieWissenschafft），就坐窝会感受到这座城市尤其是哥廷根大学在东谈主类常识史上的地位。
迄今为止，在我前前后后已有两年多的德国访学履历中，哥廷根诚然不是我呆过最久的，却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德国城市之一。从2009年秋到2024年暑假，我一共去过四次哥廷根：三次到哥廷根大学（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其中两次是去讲座，一次是密集课程（intensivecourse）的教学；一次是在相通位于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万般性筹划所”（MaxPlanck Institute forReligious andEthnicDiversity），利用暑假时代担任为期三个月的探望筹划员（VisitingResearchFellow）。
初访哥廷根
2009岁首访哥廷根，亦然我第一次探望德国的那一年。那时，我作为洪堡学东谈主到波鸿鲁尔大学（Ruhr-Univer－sit覿tBochum）驻访三个月。然而，正值那一年施耐德（AxelSchneider）教学到哥廷根大学任教并负责重建那处的东亚系。他得知我那时在波鸿鲁尔大学，就邀请我去哥廷根大学演讲。这是我第一次与哥廷根大学结缘。自后我才知谈，施耐德教学其实也出生波鸿鲁尔大学。波鸿是我踏足德国的第一站，第一位邀请我去哥廷根讲座的施耐德教学的确毕业于波鸿鲁尔大学。如今想来，真让东谈主不禁惊叹天下之小，人缘之巧。
施耐德教学是在波鸿鲁尔大学汉学系魏波渡（BodoWiethoff）教学的联接之下取得的博士学位，而魏波渡则是德国驰名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Franke，1912—2007）教学的高足。施耐德教学和我聊天时，曾谈起过魏波渡近乎传奇的一生和治学要津对他的启迪。不外，诚然轮廓实证筹划的魏波渡是施耐德博士论文的联接诚实，魏波渡退休之后，他更早的一位学生魏格林（Su－sanneWeigelin-Schwiedrzik），也一度担任过施耐德的博士论文联接诚实。但据施耐德自陈，自后影响他更大的反而是好意思国粹者列文森（JosephR.Levenson，1920—1969）。天然，这并不虞味着他完全接管列文森的具体概念，仅仅意味着他在筹划要津上也和列文森一样，更轮廓证明历史表象的表面。也正是如斯，他也才尤其偏疼像曼海姆（KarlMannheim，1893—1947）和柏林（IsaiahBerlin，1909—1997）这么更以念念想见长的学东谈主。
2018年3月我请施耐德教学去浙大讲座，他的讲题是“当代性与保守方针的问题：怎么和解多数方针与格外方针”无疑自大出了他深爱表面的取向。谨记讲座前的晚宴上，我向也曾留德的时任形而上学系系主任王俊说：“施教学诚然是史学教学，但他可不是只可说‘事’的，他亦然讲‘理’的。”“善良”天然是语带双关的幽默，但意在指出他比较能够谈念念想和表面，不像有的历史学者只会枚举事实、酌定会讲故事资料。闪耀汉文的施教学瓦解我的道理，于是公共会心一笑。
我和施耐德教学的相识，始于2009年的5月。那时，他还在荷兰的莱顿大学担任亚洲筹划是以及东亚筹划中心的教学和负责东谈主。在那之前，咱们并莫得见过面。但他邀请我投入5月28—29日在那处举办的“儒学与当代社会”（ConfucianismandModernSo－ciety）国际研讨会。于是，咱们就在莱顿贯通了。那一次的会议虽是国际性的，领域却很小，负责受邀参会者不逾越10个东谈主。
2009年5月莱顿那次，应该是我第一次到欧洲。还谨记头一天晚饭神不知，鬼不觉吃到10点半，却浑然不觉仍是很晚。因为太空亮堂，如同白天。从那时起，我清爽地体会到了欧洲尤其是北欧地区，由于纬度较高，夏天的白天至极长，夜晚到来得很晚。
莱顿首次碰面时，施耐德教学也许仍是告诉过我他是德国东谈主。然而，当2009年秋得知他仍是离开莱顿转任哥廷根时，由于距离5月莱顿的会议不外几个月时代，我如故难免认为有点儿短暂。至于秋天去波鸿驻访一事，是5月在莱顿碰面时跟施耐德拿起，如故到了波鸿之后才告诉他的，我仍是不谨记了。总之，我到了波鸿和他筹划上之后，他就坐窝邀请我到哥廷根大学讲座。
初到哥廷根时，施耐德教学去火车站接我。就在他给我安排的下榻旅舍的一楼，他跟我陈诉了他由莱顿转任哥廷根的过程。我还谨记，他说哥廷根大学接管了中国的一笔钱。在这笔资金的匡助下，他负责重组东亚系，要设备一个教学中司法律史的教席，并争取使汉文成为当地的第二外语。他告诉我，第一个方针不成问题，第二个方针难度较大。
那一次的讲座，我的题目是“Dia－logicalConfucianism asaReligiousTraditioninaGlobalContext”，天然由施耐德教学主捏。讲完之后，咱们和几位师生又沿途共进晚餐，不竭聊一些彼此感兴味的话题。截止，这个讲题援救了我第二次探望哥廷根的机缘，那是2012年的暑假，亦然迄今为止我在哥廷根最长的一次驻访。
哥廷根是一座典型的欧洲传统道理道理上的大学城。不外，就在这么一个小城，德国最为驰名的科研机构“马普学会”（TheMaxPlanckSociety）下属的84个筹划所中，有5所位于哥廷根。而这5个筹划所的其中之一，即是“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万般性筹划所”。该所的前身是“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筹划所”，原来是马普学会属下惟一的东谈主体裁科筹划机构。然而，自后跟着从事历史筹划的主任退休，就变成了以“宗教和民族万般性”为筹划对象的社会科学性质的筹划机构。这也标明，在德国的学术传统中，主事者个东谈主的身分很蹙迫，不乏中国历史上所谓“东谈主存政举，东谈主一火政息”这么的表象。
在德国通盘的马普筹划所中，筹划东谈主文与社会科学的原来就不逾越10所。原来的历史筹划所变成宗教与民族万般性筹划所之后，就莫得一所是聚焦东谈主体裁科的了。不外，且无论之前马普筹划所毕竟有历史筹划所的传统，若是要说其中哪一个筹划所距离东谈主体裁科最近，只怕还就唯有哥廷根的“宗教与民族万般性筹划所”这一家了。
我之是以简要先容德国马普筹划所的情况，是因为那时刚刚担任哥廷根“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万般性筹划所”长处不久的范笔德（PetervanderVeer）教学，在我第一次到哥廷根大学讲座的时候，就坐在听众之中。而我第二次前去哥廷根，即是缘于他的邀请。天然，这归根结底如故由于施耐德教学请我去讲座。莫得这个机缘，我概况也不会正值和范笔德在阿谁时代点相识了。
范笔德是一位荷兰籍的东谈主类学家，从2009年到2021年，一直担任哥廷根“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万般性筹划所”的长处。在职的同期，他亦然荷兰最陈旧的大学之一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University）的校级教学（uni－versityprofessor），在这个位置上直到2019年退休。范笔德教学的专长是愚弄东谈主类学和社会学的要津，从事比较宗教学的筹划。他开端对印度的宗教传统感兴味，随后他的兴味又推广到了中国。我初到哥廷根讲座的时候，也许是他对中国的宗教传统最感兴味的时候，是以他才会去听我的阿谁讲座。
讲座撤消后施耐德教学请公共吃晚饭，范笔德教学也投入，那时我完全不知谈他是谁，也不知谈“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万般性筹划所”是怎么回事。截止就在晚饭席间，范笔德就向我发出邀请，请我找时代去探望。我天然暗示感谢，但因之前仍是定好2010年春季有香港汉文大学的客座计较，况且，2010年暑假我又要再次前去波鸿。是以，一直要比及2012年的暑假，我才负责接管范笔德教学的邀请，到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万般性筹划所”担任为期三个月的筹划员。
2009年秋的那次哥廷根之行，因为仅仅应施耐德教学之邀在哥廷根大学东亚系作念一次讲座，是以只呆了前后不外三天。不外，那毕竟是我第一次到哥廷根。即使是急促一转之下，那些带有标识性的建筑和景不雅，比如市政厅前的牧鹅青娥（Ganseliesel），如故给我留住了深远的印象。传奇，每一个哥廷根大学的博士生，在毕业的时候，齐要坐着由教学躬行推送的花车，来到牧鹅青娥的雕琢之下，不仅要为她献上鲜花，还要亲吻其脸颊。因此，公共也就戏称，这个牧鹅青娥概况是天下上被亲吻最多的女生。自后我三次来哥廷根，无论停留詈骂，齐要去那处给她照几张像。
就在距离牧鹅青娥不远Kornmarkt大街和Markt大街交织的拐角处，是一个绝佳的不雅看点。站在阿谁位置，只需动弹一下脖子，就能一览哥廷根的四座大教堂：西边的圣约翰尼斯教堂（St.Johannis）、北边的圣雅各比教堂（St.Ja－cobi）、东边的圣阿尔巴尼教堂（St.Al－bani）以及南方的圣米歇尔教堂（St.Michael）。不外，这个被地上的铜牌象征的处所，是我第四次到哥廷根，才从一位上我课的同学那处知谈的。
哥廷根之缘
我第二次到哥廷根大学演讲，亦然我第三次到访哥廷根，是2023年的暑假，那时我正在柏林目田大学的“聚积高档筹划中心”（TheJointCenterforAdvancedStudies）担任“全球视角下的天下的造成：与中国对话”（Worldmak－ingformaGlobalPerspective:ADia－loguewithChina）筹划计较的筹划员（ResearchFellow）。施耐德教学获悉之后，就邀我再次前去哥廷根大学东亚系演讲。这一次我的讲题是“ConfuciusasaCosmopolitan:ThoughtandPrac－tice”。此外，施耐德教学还安排我与他联接的五、六位博士生就其博士论文选题进行了一次闲谈。
此次讲座投入的同学不少，前来听我讲座的，还有那时正值也在哥廷根大学投入“全球视角下的天下的造成：与中国对话”这一筹划计较的王晴佳（EdwardQ.Wang）教学。我和王教学很早就在台湾贯通，我任教清华时，和他在北京也见过面。自后我南渡武林，转任浙大之后，印象中就有很万古期没见了。但此次咱们殊途同归投入“全球视角下的天下的造成：与中国对话”筹划计较，只不外他在哥廷根而我在柏林。我此次来哥廷根演讲之前，和他因投入该筹划计较在海德堡大学的会议，仍是见过一面。此次我来哥廷根演讲，他专诚投入并向我提了两个问题，咱们之间就不再仅仅寒暄聊天，而有了较为具体的学术议论了。
像他这么出生中国大陆的华东谈主学者，少不了与国内学界有密切的筹划。好多年前在北京时，提及怎么管束与国内学界的相干，我随口说了一句“参与但不属于”（participationratherthanbelonging）。他似乎很有震撼，尤其在发生某位较有影响的华东谈主学者归国履新后遭遇问题的事件后，他专诚给我发音尘，对我当初所说暗示歌唱。在海德堡碰面时，他又笑称我当年的话“有表面高度”。
投入讲座的还有在剑桥大学责任的范鑫博士，咱们之前在好意思国有过一面之缘。他好像也在柏林目田大学从事过博士后的筹划。诚然他也就我讲座的内容提了问题，我也赐与了回话，但时代急促，就莫得更多的互动了。
我此次讲座在哥廷根大学呆的时代，比2009年那次要长。讲座以及与筹划生闲谈那天的中午，施耐德教学还专诚开车带我去近邻的乡村吃午饭。据他所说，那处吃的东西在城市里是很少能吃到的，相配具有当地的特色。吃饭的时候，他向我陈诉了他的父亲、兄长以及波鸿的联接诚实魏波渡的一些生平遗闻。这些个体东谈主物的东谈主生履历，让我对二战技能德国的历史有了更为具体和鲜嫩的感受。
第二天，施耐德教学又专程驱车，带我到距离哥廷根161公里的奎德林堡（Quedlinburg）参不雅。追随咱们一谈前去的，还有施耐德教学联接的两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贵人一和刁珊。奎德林堡早在公元九世纪便已存在，因其较为无缺地保存了中叶纪的城市风貌，1994年被聚积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天下遗产。咱们主要参不雅了当地最为驰名的奎德林堡修谈院（tiftQuedlinburgorReichsstiftQuedlinburg）。这座建于公元936年的修谈院，是清白罗马帝国的建立者奥托一生应其母亲马蒂尔达（Mathilda，892—968）之请而建。一方面是为了牵记马蒂尔达的一火夫，也即是奥托一生的父亲东法兰克王亨利一生（HenrytheFowler，876—936）；另一方面，亦然为晚年的马蒂尔达提供一个隐居的时势。是以，亨利一生和马蒂尔达妻子两东谈主就葬在修谈院中。马蒂尔达礼服上帝教，乐善好施，身后被教廷封为圣徒（saint）。由于这沿途因，无论在宗教上如故政事上，奎德林堡修谈院齐领有昌盛的地位。宗教方面，它不仅是专供贵族及皇室的未嫁男儿以庸碌隐修女（anchoress）身份来此学习虔敬生存的女修谈院，而且在教育圣统轨制上是直属罗马教廷的自治院区（self-rulingImperialAbbey）。政事方面，隐修院的院长不仅领有帝国女亲王的头衔，还在帝国议会享有席位。就此而言，这座修谈院显明是欧洲历史上宗教与政事风雅交织的一个典范。如今，除了亨利一生和马蒂尔达的墓以外，修谈院里还有历任院长的牵记碑以及以往储藏的万般张含韵。
在参不雅这座典型的罗马立场的修谈院时，施耐德教学也跟我了然入怀般地谈起了欧洲的历史，包括政权的更替、讲话的交错，至极是王室和贵族之间缭乱有致的姻亲相干。听了他的先容，我加强了对“封建”（feudalism）这一不雅念过火实质指涉的贯通。我早已贯通到，若要在中国历史中寻找与马克念念使用“封建制”这一术语时所指的欧洲政事轨制相匹配的历史时代，那么只可回首到周代。在如今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仍被称之为“封建社会”的由秦至清这一漫长历史时代的政事轨制，恰正是闭幕了“封建”而代之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尽管中国的前辈学者对中国的“封建”问题早有阐明，但施耐德教学在咱们奎德林堡之旅时对我陈诉的德国乃至欧洲历史，却使我取得了更为清亮的参照，从而对此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贯通。
驻访马普所
2009年我第一次到哥廷根时，认为一切齐很清新。无论关于哥廷根这所城市如故哥廷根大学，齐天然萌发了修业欲。不外，一方面走动无踪，难以多了解；更主要的是，抽象的知知趣对容易取得，直不雅的感受和体会，则非设身处地并在“境中”生存一段时代不可。因此，若是要说我对哥廷根的“体验”而不是“不雅感”，则更多地是来自我2012年暑假在马普所的驻访，以及2024年暑假在哥廷根大学的教学。
天然，严格而论，我在哥廷根大学的演讲不啻两次，还有一次是在2021年11月12日。那是施耐德教学组织的2021—2022“中国当代性的新视线”（New PerspectivesonModernityinChina）讲座系列的第一场，我的讲题是“TheUnderstandingandPracticeof“FiveReligions”inEarly20thCentu－ryChina.TheWorksandViewsofFengBingnan(1888—1956)”。接下来到2022年7月15号，还有16场讲座。讲者中除了西方学者以外，华东谈主学者依序还有许纪霖、罗志田、王昌伟、王汎森、黄克武、汪晖和郭亚珮六位。不外，鉴于那时疫情尚未以前，绝大部分（若是不是全部的话）讲者的讲座齐是在线上进行的。
2012年我利用暑假的时代第二次到哥廷根之后，才对“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万般性筹划所”的情况，有了具体的了解。我想，它无意代表了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德国几个马普筹划所的基本运转形式。
我最深的印象有两点：开端，长处的权柄极大，险些是“出言如山”。是以，2009年我演讲撤消之后的晚饭席间，范笔德便可就地向我发出邀请。而且，这种邀请不是那种吩咐客气一下的“口惠”（lipservice）。只须长处发出邀请，即是所里的决定。诚然那时“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万般性筹划所”有两位长处，但约莫范笔德侧重宗教，另一位侧重民族，两不相妨，两东谈主均可对我方领域内的通盘事务一手拍板。事实上，“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万般性筹划所”有两栋楼，基本上两个长处各据一处，即便在空间上也罢了了各自分治的局面。其次，到了之后我才发现，长处权柄之是以如斯之大，与其形式筹划。因为除了两位长处，还有一两位有固定位置的教学以外，其余筹划东谈主员全部是公约制礼聘，每三年就要续签。若是长处不恬逸，三年期满以致公约期内，齐可能走东谈主。天然，这么的话，那些筹划东谈主员基本上齐是博士毕业没多久、暂前卫未找到固定位置的年青学东谈主。
这么的轨制之下，那处的年青筹划东谈主员天然不无压力。然而，在德国和欧洲早已莫得博士毕业立时就能找到固定职位的情况下，能有马普筹划所这么的去向，依然是好多东谈主心弛神往的。此外，在马普筹划所这么地谈筹划而无教学任务的学术机构中，年事相仿、学科旁边的年青学东谈主们夙夜共处、彼此议论，关于擢升我方的学术水准，亦然很有匡助的。此外，公约制带来的一定压力，客不雅上也会促使所里年青的筹划东谈主员保捏贫窭，产出被学界招供的学术着力。
关于他们改日找到固定的学术岗亭，这天然是成心的。正是因为这少量，能在马普筹划所得到一定聘期的筹划员的岗亭，关于那些新科博士来说，已然是一份贵重的机遇了。我客岁暑假在柏林目田大学担任“全球视角下的天下的造成：与中国对话”筹划计较筹划员时，遭遇一位在海外攻读博士学位临了一年的中国粹者，正在柏林的一家马普所从事筹划。每次从她拿起我方马普所的履历时流显现来的激情，就知谈她是很为我方有这么一番履历而自重的。
我去“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万般性筹划所”担任筹划员，与那处公约聘任的年青学东谈主天然不一样。一来是像我这么的筹划员一般齐是长处邀请，利用咱们的假期，是以为期不可能像那处公约聘任的筹划东谈主员那么长。咱们一般齐是最长三个月。而那些公约聘任的年青学者，则一般是聘期三年。最蹙迫的分散是：我在探望技能，除了投入所里的活动，完全目田，不错专注于我方的学术筹划。诚然邀请函里写的是我和范笔德教学沿途从事“Con－fucianismasaReligiousTradition”的筹划，但其实这原来是我我方的筹划计较，马普所对我并莫得科研任务上的条件。而那些公约聘任的年青学者，则三年之内需完成所里条件的科研任务。在这个道理道理上，像我这么的受邀筹划员不错说是“访客”，而通过公约聘任在那处责任的年青学者，则不错说是“雇员”了。
天然，若是不是范笔德对中国的儒祖传统有兴味，凝听了我2009年秋在哥廷根大学东亚系的那次讲座，并就地向我发出邀请，“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万般性筹划所”与我无意不太会发生杂乱。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直到我躬行去了那处，才发现筹划所里的“雇员”们险些全部领有东谈主类学或社会学的学术配景，惟一的例外是一位菲律宾裔的年青博士，他的专科是政事学。那一年和我差未几时段同去担任特邀探望筹划员的，还有比我稍早的来自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自后转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丁荷生（KennethDean）教学、来自厦门大学的郑振满教学以及那时在上海大学任职的巫达教学，他们基本也齐是东谈主类学的配景。尽管郑振满教学附庸于厦门大学历史系，但他的筹划责任基本上接纳的是东谈主类学的要津。他与丁荷孕育期和解，在福建从事民间宗教的郊外考查，已是学林佳话。因此，就学术配景和专科观看来说，我完全是其中的一个特例。也正是在这个道理道理上，若是莫得和范笔德教学在2009年的那一次相识，我概况不会和“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万般性筹划所”结缘。
范笔德之是以当初会去听我演讲，多半是我的讲题“DialogicalConfucian－ismasaReligiousTraditioninaGlob－alContext”引起了他的兴味。顾名念念义，我是把儒学动作一个宗教性的传统来看待的，而且，我还强调了儒学传统的对话性以及如今要将对儒学的贯穿放在全球的全体之中这两个方面的念念考。关于范笔德而言，他一平直力于于全球范围内对宗教与民族方针等问题的筹划，并在这两个领域取得了国际招供的设置。因此，他对儒学这种永恒在东亚地区阐明宗教功能、却不基于一神教形式的念念想体系的温雅，是完全不错贯穿的。天然，他对儒学感兴味，无意与他妃耦是越南东谈主也不无相干。这少量，是我去了之后见到他妃耦，才逸意想的。
我想，他从我的演讲中应该也不错辨识，我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探讨，主要如故从宗教形而上学、念念想史的角度，与其个东谈主乃至他所主捏的“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万般性筹划所”在全体上以东谈主类学和社会学这种社会科学的要津来筹划宗教的念念路，如故有很大不同的。他瓦解我的取径与其不同而仍主动邀请我去探望，自大了他绽开的立场和乐于从其他传统过火内在筹划者那处取益的心怀。
不外，对我来说，直到2012年暑假去了哥廷根的马普所之后，我才对范笔德以及他指挥之下的通盘“马克斯·普朗克宗教与民族万般性筹划所”的路数有了贯通。跟着我以德国为基地而扩大我在通盘欧洲的“为学”履历，我了了地贯通到，欧洲乃至通盘西方对中国宗教的筹划，其主流或至少东谈主多势众道理道理上的主流，在要津和取径上是东谈主类学与社会学，而不是宗教形而上学和神学（theolo－gy）；在内容和对象上则是民间宗教，而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被视为主流的儒释谈三教。举例，和我2012年夏同在马普所住访的丁荷生，其代表性文章之一，即是从东谈主类学的角度筹划明代的三一教过火教主林兆恩（1517—1598）。在夏威夷大学，我遭遇了戴安德和郭启涛，尽管他们齐属于历史系，但他们的筹划领域却齐聚焦于民间宗教。
关于西方中国宗教筹划的这一基本脾气，我造成了我方的概念：一方面，尽可能招揽其着力和要津；另一方面，也不行完全亦步亦趋。后者关于如今汉文天下从事中国宗教筹划的学东谈主来说，无意更要有充分的自发。我发现，汉文天下不少从事中国宗教筹划的学者，频频会误以为这种偏重东谈主类学、社会学的要津就代表了西方宗教筹划的全部，殊不知西方一直以来还有浩瀚的宗教形而上学和神学的传统。二者在西方并存不悖，汉文天下的学者不行只见其一，不知其余。而所谓宗教东谈主类学和宗教社会学，其实是从东谈主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筹划宗教表象。尽管咱们可能波及到宗教的中枢要素——“信仰”和“精神性”，但这种波及与宗教形而上学和神学对这些要素的深入探讨比拟，显明不好意思味舌不分。这少量，我曾在我的《儒祖传统：宗教与东谈主文方针之间》增订版的绪言中至极提到，但愿能对读者起到一定的教导的作用。